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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宗教》:合理放生——走出盲目放生的误区
发布日期:2014-01-03 浏览次数: 字号:[ ]

      【编者按】放生,本是由佛教戒杀护生思想和儒家好生思想衍生的中华民族优良传统之一,是流传千年的民俗。随着时代的发展,放生也与时俱进,在产生许多放生新招的同时,也助长了一些乱象。于是乎,外来物种入侵、破坏生态平衡、黑色放生产业链等,每每见诸报端,在一味求功德的功利心驱使下,盲目放生之势愈演愈烈。当出于无上悲心的放生流于形式,当淳朴的慈善之心屡被利用,当放生已不再护生,甚至从实质上成为杀生的时候,人们不禁会问:放生的本来面目是什么?在现代化的今天应该如何放生?本期,让我们拨开历史尘雾回到原点,还原放生护生的初衷,倾听专家学者、佛门中人谈谈他们心目中的放生与护生

 


                           佛教放生习俗的形成及其流行
                               圣  凯
  放生习俗的形成,既有佛教戒杀护生的思想根源,同时亦受到儒家好生思想的推动。南北朝以来,在皇权贵族的支持下,逐渐以天然水湾为放生池,形成中国佛教的放生习俗;宋朝以后,僧人在寺院设置放生池,供民众放生,使放生习俗深入民间。
  一、放生习俗的形成  先秦时期,孔子以舜为好生榜样,孟子则强调恻隐之心,并以仁义思想启发梁惠王。《吕氏春秋·异用》记载成汤仁民爱物,强调放生为上合天心,下顺民意,仁君不忍见猎人四面布网,有违上天好生之德,于是去除三面,仅存一面;并更改祝祷词,化杀戾气为和祥之气,表现了统治者若行放生将比杀生更易获得民心。
  《列子·说符篇》记载了“周简子正旦放生”的故事:邯郸之民,以正月元旦献鸠于简子。简子大悦,厚赏之。客问其故。简子曰:“正旦放生,示有恩也。”客曰:“民知君之欲放之,竞而捕之,死者众矣。君如欲生之,不若禁民勿捕。捕而放之,恩过不相补矣。”简子曰:“然。”由此可知,邯郸在春秋时代已经出现专门捕鱼鸟以供放生的风俗,但是民间放生主要是表示对生灵的恩惠,先捕生灵然后再放之,则功过难以相抵。当时,周简子听从门客劝导,将“捕物放生”的作法改为“禁民捕捉”,这是中国禁止屠钓的早期记载。
  “成汤解网”和“正旦放生”说明了放生习俗在中国文化中具有深厚的思想背景。昙无谶译《金光明最胜王经·流水长者子品》为佛教的放生提供了自身的资源:“流水长者子不忍鱼为日所曝,乃求其国王,与以二十大象,暂往负水,济彼鱼命,王允其请。长者子乃及请二子,至象厩中,随意取二十大象,又从酒家多借皮囊,往决水处,以囊盛水,象负至池,泻至池中,水即弥满,还复如故。流水长者子救起濒死之鱼,予之水、食,为其解说大乘经典,诸鱼闻经后,皆生忉利天。”《流水长者子品》对佛教的放生习俗具有重要的影响,如十二因缘法、诸佛菩萨圣号、放生功德偈、放生程序、放生仪轨等。流水长者子救鱼放生的情节,增进了中原人士对佛教放生思想的理解,更易于接受和传播。
  二、放生仪轨的制订
  南北朝以来,放生习俗逐渐流行。北魏献文帝下敕,勿用牲畜祭祀天地宗社,每年活七万五千牲畜的性命。北齐文宣帝实践佛教的慈悲教法,积极断绝肉食。天保七年(556)五月,文宣帝认为肉食是违反慈悲,故不食肉。天保八年(557)四月庚午颁诏禁取虾、蟹、蛤、蚬等,只准捕鱼;同月乙酉,不论公私禁绝以鹰、鷂猎狩。天保九年(558)二月下诏,限令在十一月和一月准许烧野,此外一律不准用火。
  梁武帝撰写《断酒肉文》,下敕以蔬果为宗庙祭祀用品。而且,梁武帝造十三无尽藏,实践放生与布施二科。他还命令张文休每天去屠宰场,买下即将被杀的动物,然后放生。王公贵族以及市民受梁武帝的影响,积极参与、推广放生。
  陈宣帝太建十三年(581),智顗劝请陈宣帝下诏禁止采捕。智顗目睹民众以捕鱼之网相连四百多里,于是购买江海湾典型段为放生池;并且为渔民讲《金光明经》,渔民闻法改行转业,好生从善,并献临海江沪溪梁六十三所,达三四百余里,为放生池,徐陵树碑阐明因缘。
  及至唐代,放生习俗非常盛行。《续高僧传·道胄传》记载,道胄于诸州建造放生池一百余所,多有灵感。 “安史之乱”后,政局动荡不安,人心惶惶,民生凋敝,饥荒四起。唐肃宗于乾元二年(759)下诏,设立放生池八十一所,从山南道、剑南道、黔中道、荆南道、岭南道、江西道、浙江道诸道,一直到昇州的江宁、秦淮太平桥及临江带郭上下五里,颜真卿撰《放生碑文》。诏书中所谓的临江海一带上下五里各置放生池,与智顗以天然的海湾为放生池屏障之形式相雷同。
  宋代以来,放生在朝廷的推动和民众的参与下更是盛行。宋太祖下诏民间二月至九月,不许采捕弹射。宋真宗天禧三年(1019),杭州天竺灵山寺慈云遵式上奏朝廷,以西湖为放生池,而且自制“放生慈济法门”。《金园集》收录了遵式的《放生慈济法门》,在序言的开篇说:“儒冠五常谓之仁,释御四等谓之慈,皆恶残去杀,推惠广爱之谓也。然后果五福之曰寿,证四德之曰常,实唯不杀,放生之大统也。”这是以放生融合了儒家的“五常”和佛教的“四无量心”。遵式以叙由、呪水、请加、归依、称佛、说法、忏愿七章,制订了放生的仪轨。
  放生的流行不仅受到政府的支持,而且在宗教信仰上获得灵感。守尚书屯田员外郎知越州诸暨县事潘华撰《梦鱼记》,潘华依《普贤观经》,令人不得捕池沼江湖内鱼。景德四年(1007),潘华奉诏还阙,梦江湖中鱼哭泣。这种灵感故事的流行,说明了放生在宋代的盛况。
  天圣三年(1025),四明山(今宁波)延庆寺知礼亦奏请在佛诞节放生,为皇帝祝寿,并请求以南湖为永久放生池。知礼为了使放生法会顺利进行而制订放生仪轨,并撰《放生文》以定其仪轨,当时的枢密使刘均奉敕为此撰写碑文,记载此次盛事。
                                               (作者单位为清华大学)

 


                           祖师大德关于放生的故事和言论
                              圣 凯 刘鹿鸣
  

     佛教传入中土,阐发善因有善果、恶因有恶果的理论,提倡修善业、断恶业,并视杀业为最大的恶业,故极力提倡戒杀放生,形成了断荤吃素的传统。历代以来,无论是哲士鸿儒,还是慈善家,以及出家、在家的修行人,多培己仁心,或茹素而断荤,或戒杀而放生,典籍中颇多记载。
  天台宗创始人智顗大师曾为渔民讲说善恶业报的道理,劝他们止恶从善,不要再做杀生害命之事。这是我国有史以来最早的大规模放生,所救活的生命数以亿计。智顗大师并奏请朝廷,下令立碑,禁止捕鱼,直至唐贞观年间,碑仍然存在。后来唐武宗灭佛,各宗的文献典籍纷纷散失,天台宗的典籍也散落了。到了宋代,朝鲜国王又专门派人从海外送回天台宗典籍,使天台宗得以中兴,当时人们都认为这是智顗大师当年放生功德所感,使典籍能从海外重新传回。
  唐代由于佛教的普及,慈悲不杀的观念深入人心。佛经中记载正月、五月、九月是三善月,若于此三月行善事则功德倍增,若行恶事则罪恶也加剧,所以当时官员上任都避开这三月,以免上任后为了庆祝摆筵席而杀生害命。著名书法家颜真卿任升州(今南京)刺史兼江宁军使期间,他以“帝王之德莫大于生”为题,上书唐德宗在天下州县临江沿城处,设置八十一处“放生池”,奉诏撰《天下放生池碑铭并序》,并立碑。
  宋代之后放生观念非常流行,大文豪苏东坡在杭州做官时,就曾为了给母亲祈福而放生。佛教高僧更是大力提倡放生。著名高僧永明延寿大师出家前曾是余杭县的一个库吏,生性慈悲,平时喜欢买物放生,看到被网捕的鱼虾就买来放生。他常常因救急买鱼虾等物命放生而动用库钱,后被发现,以监守自盗罪被判死刑。临刑前大师从容不迫,面不改色,大家都觉得奇怪,他说:“我因为放生救活的生命数以千万,趁此功德,正好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怎么能不欢喜呢?”吴越王听说后大受感动,便赦免了他,大师自此出家为僧,得道证果,后世尊为净土宗六祖。
  宋代高僧愿云禅师有一首《戒杀放生》诗,是佛门中流传最广的放生诗,寥寥数语,给人心灵极大震撼,道出了杀生及贪图口腹之欲吃他物命与刀兵劫之间的因果关系。诗云:
  千百年来碗里羹,怨深似海恨难平。
  欲知世上刀兵劫,但听夜半屠门声。
  愿云禅师认为,世人所贪图的碗里肉食羹味,其中包含着像大海一样深的被宰杀而生的怨恨,冤冤相报,难以平息;而世上凶残苦难之刀兵劫产生的原因,只要听一听夜半屠门里杀生的声音就知道了。
  明清佛教界积极提倡放生,尤其是云栖袾宏对明清佛教界影响极大。祩宏不仅宣扬戒杀放生的思想,而且在实际行动上于杭州城南北设上方和长寿二放生池,以利十方信众行放生之善行。袾宏在明末结社风气的影响下,凿建放生池、召集放生社团、修订放生仪轨、制定放生会约,对佛教的放生进行制度性的建构,从而使放生成为具有阶层组织、定期定量的制度,也使放生在精神上符合时代价值、在形式上组织制度化。
  近代弘一大师出家前多才多艺,在书画音乐艺术方面有极深造诣,名满天下,出家后持戒精严,夏天坐椅子时,都要先细心摇动一下椅子,以免误伤椅子腿下的小虫子。他本来打算抄写一本字典作字体样板,但写到字典中有关贪、杀类字时,心中不能忍受贪、杀等心念意识,很是难过,只好作罢。
  戒杀自然会护生,而以今天观念看来,护生则须学会人与生物、自然和谐相处,自然收到环保之效。今天海内外积极倡导环保的人士,也从环保的角度认识到了戒杀、素食的好处,并加以提倡。而当代高僧圣严法师则针对现代社会人类贪瞋之心及愤戾之气炽盛的现实,提出了极具佛教思想特点的“心灵环保”理念,对于世道人心、世界和平益处实多。
  佛教的放生、护生乃至环保,最根本乃在护心,“心净则国土净”,即维护人生之心念,趋向和平安宁之大道,纠正心念偏向于贪瞋愤戾之恶性方向发展,防止心灵暴力之恣意纵横,这对于有效对治今天网络时代虚拟空间中恶性暴力极度泛滥、贪瞋心识极度炽盛的问题具有重要意义。
                                          (作者单位为清华大学、南京大学中华文化研究院)

 


                                 人鸟虽殊同是客
                       ——白居易的护生故事
                                范文丽
 

    元和十年,白居易初贬江州(今九江)。时年不过四十四岁,本当是意气风发担纲朝政之机,却困在南方的小城,在湿热陌生的环境中,倍感苦闷忧愁。初被贬时,失意之外,更有对于命运变化的困惑,他在诗中感叹“火发城头鱼水里,救火竭池鱼失水”,认为自己如同“城门失火殃及池鱼”中的鱼儿一般,莫名遭受灭顶之灾。在这种“毕竟不能知所以”的窘境中,人无处可逃,只好安于这不可测之天意。但也正因这种不得志,诗人格外敏感,对于天地万物之境遇的相通,独有领会,对于其他同处困境的物类,常滋生共命运的悲悯之心。诗人的《放旅雁》《放鱼》便成诗此时。
  《放旅雁》写于元和十年,当时诗人在江州居留不到半年,还困在无处排解的低落之中,他在诗中写道:
  九江十年冬大雪,江水生冰树枝折。
  百鸟无食东西飞,中有旅雁声最饥。
  雪中啄草冰上宿,翅冷腾空飞动迟。
  江童持网捕将去,手携入市生卖之。
  我本北人今谴谪,人鸟虽殊同是客。
  见此客鸟伤客人,赎汝放汝飞入云。
  雁雁汝飞向何处?第一莫飞西北去。
  淮西有贼讨未平,百万甲兵九屯聚。
  官军贼军相守老,食尽兵穷将及汝。
  健儿饥饿射汝吃,拔汝翅翎为箭羽。
  诗人常自诩“北人”,不适应南方湿冷的气候。但这一年的南方冬天格外寒冷,九江大雪,连长江都结了冰,树枝被冰雪压断,大地白茫茫一片荒芜,鸟儿们无处觅食,徒劳四处乱飞。而其中旅雁的哀声最切,因为它们从北方长途跋涉而来,饥苦最甚,但无可充饥,只能在雪地里啄草,也无处休憩,勉强在冰上落脚,饱受饥寒之苦而无力高翔,便被江童抓来送到集市贩卖。
  诗人见此情景,想起自己也是从北方颠沛而来,便觉得“人鸟虽殊”,命运却相同,心中感伤,便赎下大雁,放还云中。放飞之际,诗人还不忘嘱咐,让大雁莫往西北去,因为西北两军对峙,日久兵穷,贸然闯入的大雁极有可能被饥饿的穷兵困旅射杀成为盘中餐。此处与其说诗人是对大雁的叮咛,不如说是对自己遭遇的反思。白居易获贬,并非出于自身过错,而是作为谏官,面对政治斗争,不忍旁观,直言欲伸张正义,却触怒当政者,给自己带来是非,无端做了牺牲品。政治环境风云变幻,时而阳春生晖,时而苦寒若斯,人无法预测,也无力抵抗,如同大雁,年年南飞,哪知道什么时候会被寒流摧折?在这天气与人事的不测风云之中,一个莫名获贬的落魄言官,一个横遭天谴的垂死鸟儿,在冰天雪地里相遇,虽然族类不同,却同遭命运蹂躏,焉能不起惺惺相惜之感?
                                                    (作者单位为香港中文大学)

 


                                 亲经患难知断杀范文丽  

     元丰二年,因与实行变法新政的王安石政见不合,苏东坡写诗讥讽朝政,引发“乌台诗案”并入狱。狱中的苏东坡第一次尝到了被人监禁羞辱,生死不由自主的滋味。在写给弟弟苏辙的诗中他将自身的处境与被送入汤火的鸡相比,自诩“梦绕云山心似鹿,魂飞汤火命如鸡”。这一次的监禁生涯使苏东坡的心性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后来回忆说,“自下狱后,念己亲经患难,不异鸡鸭之在庖厨,不欲使有生之类,受无量怖苦,遂断杀。” 经历世路辗转,尝过人间苦痛,人才能睁开眼看到他者。因为自身已经尝过朝不保夕的恐惧,才能“推己及万物”,理解到众生个个贪生怕死。一生贪欢爱啖的苏东坡自此不仅自己不再杀生,而且作诗撰文,鼓励亲友戒杀。
                                                  ——苏东坡的护生故事
  出狱后的第二年,苏东坡被贬至黄州,与好友陈季常相聚多次,相聚时唯恐季常会为了招待他而杀生,作诗劝诫。诗云:
  我哀篮中蛤,闭口护残汁;
  又哀网中鱼,开口吐微湿。
  刳肠彼绞痛,过分我何得;
  相逢未寒温,相劝此最急,
  不见卢怀慎,蒸壶似蒸鸭;
  坐客皆忍笑,髡然发其幂。
  不见王武子,每食刀几赤;
  璃璃载蒸豚,中有人乳白。
  卢公信寒陋,衰发得满帻;
  武子虽豪华,未死神已泣。
  先生万金璧,护此一蚁缺;
  一年如一梦,百岁真过客。
  君无废此篇,严诗编杜集。
  生活磨砺养成慧眼仁心,诗人体察入微,看到篮中蛤与网中鱼于绝境之中,仍然拼力挣扎,以口中残汁,彼此相呴,以求续命。苏东坡哀怜于此种顽强求生意志,不忍为了一己之口腹之欲,将活生生的动物开膛破肚。他以古人卢怀慎与王武子的典故作比,劝导友人效仿贤者,爱护生灵。据苏东坡自己记录,此后,“季常自尔不复杀,而岐亭之人多化之,有不食肉者”。
  苏东坡既非生而行善的圣人,甚至都算不上一朝顿悟从此屠刀断尽的贤者。他的戒杀之旅,更应看做是一个与自己人性不断搏斗的过程。在这个过程里,他坦诚面对自己,时时保持观照,也为自己未能完全断荤,还要吃“自死肉”解馋而自恨不已。正是因为人欲如此难以对治,其忌口护生之行更是值得尊敬。
  在东坡诗文中,处处可以看出他逐渐增长的悲悯之心。在《记钱塘杀鹅》中,诗人描述自己在钱塘晚上路过屠夫家门,“闻群鹅皆号,声震衢路,若有诉者”,心中只觉“凄然”,但是无法救助,多年之后这些哭号之声仍然“往来予心”。在《画鱼歌》中,他对人们以长刃“搅水觅鱼”,使得“一鱼中刃百鱼惊”的情况欷歔不已。他在生活细微之处留心,“为鼠常留饭,怜蛾不点灯”,并将别人送上家门的蛤蟹放还江湖;也在朝政之中推广自己的信念,奏请皇帝疏浚西湖,忧心西湖一旦堙塞,“蛟龙鱼鳖同为涸辙之鲋”。
                                                      (作者单位为香港中文大学)

 

 
                                  莫让放生变杀生  

   放生是大乘佛教提倡的功德,也是符合现代动物保护理念的善行,但是,好事必须做好,放生必须要遵循科学,否则好心可能办坏事,放生弄不好变成杀生,这就违背放生的本意了。
  蒋劲松
  今天佛教信众在放生活动中,容易犯这样一些错误:
  1.随意乱放外来物种,破坏生态平衡,导致本地物种的灭绝
  野生动物在其原本的生态环境中,与其他生物之间形成了复杂的相互制约关系,这样可以保证生态平衡。但是,如果将野生动物脱离其原有的环境,投放到其他的环境中,往往可能会对新环境构成严重的生态破坏。所以,世界各国都对外来物种的迁移非常谨慎,严密监视,以防酿成生态灾难。比如,小巧可爱且色彩艳丽的巴西龟是不少家庭中的宠物,也是许多人愿意放生的对象。然而,它却是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列为世界最危险的100个入侵物种之一。据了解,巴西龟会大量捕食小型鱼、贝及蛙类的卵、蝌蚪甚至其他本地龟类,这对于本地物种来说简直就是浩劫,因此,巴西龟只能在野外自然环境和其他生物隔离的状况下圈养,否则放生变成了杀生。
  2.购买动物放生,容易刺激杀生黑色产业链
  放生的本意是在看到生命要被屠杀,劝解无效的情况下,不得已出钱赎买生命而解救的随缘举动。但是,今天由于许多信众贪着功德追求福报,不去观察因缘,将随缘放生变成一种制度化的行为,变成在佛菩萨纪念日、农历初一、十五等时间节点上可以预测规划的行为,这就强烈地刺激了追逐利益的商人。他们迎合这些信众,为放生还捕捉生命、养殖生命。结果真正被解救的众生有限,而因此受到折磨死亡的众生更多。据研究发现,信众每放生一只鸟,就会有20只鸟在捕捉、运输、储存、乃至放生的诸环节中死去。如此一来,放生反倒是杀生。印光法师曾经明确表示反对佛教徒不去随缘放生,而非要扎堆赶在佛菩萨纪念日放生的习惯,就是这个道理。
  3.买卖野生动物,违反国家法令
  传统社会中,没有保护野生动物的相关法律,所以许多慈悲的信众在看到野生动物被捕捉面临杀害危险的情况下,不得已只好出钱赎买,这是慈悲的表现。但是,今天野生动物受到国家法律的保护。既然国家已经制定了保护野生动物的法令,我们保护动物完全不必再用出钱赎买的方式进行了,而是可以通过向森林公安举报,用公安人员没收野生动物再交由专业人士放生的办法来进行。这才是随顺因缘,遵守国法,有智慧的做法,也是彻底解决杀害野生动物的好办法。
  4.大量放生,超过生态负荷,破坏生态平衡
  今天生态环境恶化,可以放生的合适环境越来越难以寻觅。而公众放生的热情却很高涨,所以,常常可以看到一次放生几十车生命的盛况。显然,大量生物一次性地在狭小的环境中投放,严重超出环境负荷,导致生态失衡。它们无法获得足够的食物、生存所需的必要空间,更不用说众多生命聚集之处又会招来捕捉者。不仅这些被放的生命难以存活,而且被放生地原本存在的许多生命也会因为环境被破坏而难以生存。
  5.不顾生物习性,误将生命置于不宜生存的环境
  将野生动物放归自然,需要专业人士经过审慎研究,仔细观察自然环境是否适合所放生物生存,要研究观察放归的生物身体是否健康,是否需要治疗,对于被人类救助的野生动物,往往还有一个野化训练,让动物重新适应野外生物的一个过程。今天许多信众放生,很少认真考虑这些问题,往往会将人工养殖生物放生到野生环境中去,常常不去研究生物生活的习性,盲目乱放,发心虽然良善,但是用心不够,善事做得不认真,最后却变成坏事。
  6.不注意动物检疫,随意放生可能传播疾病
  野生动物、养殖动物体内都可能有一些危害动物和人身体健康的病毒、病菌,如果我们不对动物进行检疫,随意放生,很可能会造成这些有害的病毒病菌的四处扩散,不仅可能造成野外动物的大量死亡,生态环境平衡被打破,也可能造成人的疫情,因此不能掉以轻心。
  7.不考虑他人安全,随意乱放有危险的动物
  我们放生是要救度众生,决不能因为考虑不周而损害人类,不能给人类带来烦恼。许多信众不考虑人类的安全,喜欢在离人们居住不远的地方放生一些毒蛇。这就带来了严重的安全隐患,给当地居民带来不安和烦恼。甚至有人放生的蛇居然钻进了村民的家中,弄得村民惶惶不安,放弃农活,全村动员集体出来打蛇。放生引发集体杀生,甚至连当地的动物也跟着遭殃。这真是愚痴的行为。
  放生出于慈悲,但是真正的慈悲从来都是要善观缘起,一定要符合智慧。执著外在的形式,执著自身的福报和功德,而不全心全意从众生的福祉出发,这种放生不仅是违背科学精神,也是违背佛法本意的。
                                                           (作者单位为清华大学)

 


                                     护生莫杀生  

     现在许多寺庙都会组织放生,许多信众也非常热衷放生,放生的规模越来越大。然而,社会上对这样一种放生现象的质疑声越来越多,越来越大,有时候分不清是放生还是杀生。
                                          ——楼宇烈教授谈护生与放生
  佛教提倡不杀生,五戒第一戒就是不杀生,不杀生是对生命的关怀和尊重,是佛教里面慈悲的体现。因为众生平等,不能因为我们是人,就可以随意屠宰其他的生命,所有的生命我们都要尊重。佛教里面有个说法:“同体大悲,无缘大慈”。我们整个世界的生命都在一个宇宙中间,所以我们要对他们慈悲,这种慈悲精神的根本就是要让众生得到超度、解脱、安乐。我经常引用《华严经》里面的一句话,慈悲者“不为自己求安乐,但愿众生得离苦”。那么我们拿这句话来看现在的放生,人们把那么多的生命抓起来、关起来,然后再去放它。在抓和放的过程中,经济利益产生了。有人用钱把它买来再去放,这里面体现了慈悲精神吗?没有。首先这些生物受尽苦难,被抓起来,然后再放生,到处运输,受了很多苦。另外,慈悲者不为自己求安乐,所以慈悲的精神不是为了让自己得到多少福报,而现在的放生里面最功利的东西是觉得放生放得越多,得到的福报就越大。在这样一个指导思想下进行放生,是不符合甚至违背佛教慈悲精神的。所以我们一定要树立一个正确的认识,放生是佛教慈悲精神的体现,是佛教对于生命的尊重和爱护。
  在很多年前我就讲,不要再提倡放生,要提倡“护生”,“护生”就是保护、爱护。弘一大师的弟子,著名漫画家丰子恺先生按照弘一大师的理念,画了五大本的画,名字叫《护生画集》。我们看里面的每个图都是人对于各种各样的动物和植物的爱护,我们看到草地挂着牌子“请勿践踏”,你践踏就伤害了小草。所以爱惜生命也不只是爱惜乌龟、蛇这样的生物,小草、蝼蚁这些生物我们也要爱护,所以“护生”的做法有很多,不是花钱买了然后放。你在路边看到一条狗腿被车子压断了,你去帮助它,抹点药,把它送到动物医院。这是家养的动物、宠物,还有野生的,你看到野生的动物受到伤害,去帮它,把它放回原来生存的环境中去,让它的生命能够得到更好的保护,而不是像现在,从这个地方抓一批放到另外一个地方。这样的环境既不适应它,也破坏了它被放生的那个地方的生态平衡。有一次在山里,我看到三大卡车,里面装的全是松鼠,把三卡车的松鼠放到一个小小的山谷里面,你说这个山谷将来会发生什么?之前有报道说,在北京后海,由于放生的人太多,有人被挤掉下水。这里面还有佛教对生命尊重爱护的意思吗?更重要的是,这样的放生只能助长人们的贪欲,升官发财,消灾免难。前几年只是一个苗头,现在已经越来越厉害,越来越严重。现在有些寺庙还在组织这个活动,社会上出现了指责甚至阻挠,我觉得是对的。不能为了个人将来能够得到福报,就买大量的东西去放生。护生的理念是你随时随地都要尊重、爱惜生命,哪怕你踏歪了一棵小草,也要去把它扶正。
  这几年来,我一直在批评现在放生的理念,鼓励人们去求自己的更大的福报。“广种福田”,不是给自己种福田,不是为了将来有多大的收获,而是给众生种福田,让众生都能够得到福报,这才是佛教根本的解释。人们破除的是“我执”,一切为了自己未来福报的话,“我执”就越来越严重了。其实护生是对生命的尊重和爱好,在护生中,要护人的生命,我们很多人对别人受到伤害不理不睬,却对小动物小草似乎爱心充满,我们是要爱惜所有的生命,但是我们更重要的是要爱惜人的生命。看到别人有困难了、有痛苦了,几句安慰的话,也是布施,也是护生。
  佛教的核心是破我执。佛教点出人类最大的问题,是执著名相看不破,执我为本放不下。一切为了自己的福报,放不下自我,只有破除这些观念,才能够真正理解佛教的放生。

 


                                  敬畏生命 戒杀护生
  阿尔贝特·史怀泽的名作《敬畏生命》一书写道:“善是保持生命、促进生命,使可发展的生命实现其最高的价值;恶则是毁灭生命、伤害生命,压制生命的发展。这是必然的、普遍的、绝对的伦理原则。”人对这个世界要有一份温情。中国传统的戒杀放生,就是一种慈悲精神的体现。
  在大乘佛教的慈悲理论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是布施与不杀生。这一思想传入中国后,不杀生演绎为放生。古典诗文中多有宣扬慈悲不杀的理念,来劝诫世人惜福护生。白居易《劝打鸟者》:“谁道群生性命微,一般骨肉一般皮。劝君莫打枝头鸟,子在巢中望母归。”陆游《戒杀》:“血肉淋漓味足珍,一般痛苦怨难伸。设身处地扪心想,谁肯将刀割自身。”丰子恺曾说:“护生就是护心,是贵在人心,救护禽兽、鱼、虫是一手段,但倡导仁爱和平才是目的。”放生重在养成慈悲心,拓展大爱襟怀。行事者须体会其“理”,不可执著其“事”。
  放生本是中国民间传承和提倡的优良传统,但近年来,随着放生人数的增多,放生规模的扩大,引发的问题也日益凸显。许多人不是随缘放生,而是执著于佛菩萨的节日去放,认为这样功德会更大,并规定时间、地点、数量,直接催生了专门从事猎捕贩运的新型放生产业链,违背了“没有买卖,就没有杀害”的宗旨。同时不分物种,不分地域,盲目放生,常常是既破坏了生态平衡,又造成大量放生物的死亡。如此放生活动被环保人士提议不宜提倡而应杜绝。其实,放生本没有错,只是人们不如法的贪功德,不科学地乱放生,使原本的慈悲变了味。
  放生重在护生,目前需要重视的是放生的慈悲初心和操作的具体方法,须以慈悲心为宗旨,以方便救护为行动,以科学的放生方式,提升更积极的护生精神。爱心就是最大的功德,不应以简单的数量来计算;随缘就是最好的慈悲,不应以对日子与地点的执著来考量。大乘佛教讲空有不二,“不空”是为了救世,要慈悲护生;而“空”,则是为了忘我,不可总是求功德。
  放生,还是杀生?慈悲,还是可悲?做功德,还是造恶业?应引起人们的关注与警觉。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教授 温金玉
  作为佛教慈悲的行为,放生不可非议 ,但现实中的放生又存在很多不理性,比如说过分强调做功德,认为放得越多就越好。其实,佛教提倡中道,恰到好处就是好,放生不应该订多少去放,你去订,他就去杀。现在有很多极端的行为,第一他不懂,于是就会极端。放生是一种慈悲行为,我们要尊重生命,放生对环保是有好处的。
  放生是一个善举,是一个了不起的好事,但是要把好事做好,必须有智慧。我记得上世纪80年代末,有人在北京附近的山上放生家养的狐狸和野鸡。这些家养的动物在野外连跑也不知道,被当地老百姓拿着棍子,一一打死。这件事对我的信仰是一个伤害。我们不能仅仅想做好事,而不考虑做好事的结果。也有一些人说,反正我放生了,别人怎样我不管,这是不负责任的,终究要把一件好事做好,那才叫好事,如果做好事有后遗症,那就不是好事。所以,我们提倡理性放生。
  有些放生行为存在利益操控,应当引起我们的注意。记得有一年冬天,一个朋友说在极乐寺江边有打横幅放生的,结果碰巧那几天极乐寺在诵经,一个僧人都没有出去,放生草草收场。那么为什么打着极乐寺的招牌去放生呢?这就是骗人,因为打了寺庙的招牌很多人都会往他那里放钱,参与放生。这虽然是一个惯用的骗术,是一种社会问题,我们也要想好怎么面对,正面引导信众的善心,不至于被别有用心的骗子利用。
                                               ——哈尔滨极乐寺方丈 静波法师
  放生是中国佛教优良传统,许多寺院建有放生池供人放生鱼类众生,放生令人身心愉悦,心情大好,种种福德利益不可限量。相比过去人放生,现代放生活动有两个明显特点:
  一是突破本地区域特征。过去人放生,因为交通条件限制,多于本区域内放生,不会破坏本地原有的生态平衡,放生对象适应本地生活环境,成活率高。现代社会交通迅捷方便,可供放生的生物种类繁多,在一些都市,几千公里外的生命无论热带的、欧洲的都可以在当地某些地点买到。现代放生很大程度上突破了过去本区域内放生的特性。
  如果不了解放生对象的生活习性,将热带鱼类放生于温带,将海洋鱼类放生淡水河流,放生鱼类很难适应新环境,多数死亡;有些攻击性强的动物,如食人鱼,如果不选择适合它们生活的环境,随意放生,就可能破坏放生地原有的生物链,造成某种生态失衡,失去放生护生的本怀。
  二是规模化特征。过去人放生多数基于个体的随缘随时救急放生,即使有组织放生,因条件限制规模也不大。现代社会借助于交通及社交网络的迅捷性,很方便组织大规模的放生活动,容易引起一些新问题,比如预订放生等。(有些规模大的放生活动,向商家预订放生种类数量,而产生本末倒置现象,因为预订,商家才组织抓捕动物供您“放生”,这不是“放生”,是“害生”了。)
  放生贵在护生,需要如法放生、智慧放生。一是放生地点的选择。放生尽量选择远离人群,能保障动物安全存活的地点,了解放生动物的生活习性,选择适合它们生活的环境,不影响当地居民的正常生活,不破坏当地的生态平衡。
  二要随缘随时如法放生,绝不预订。放生是为救命、解困、培养慈悲大爱,随缘平等的如法放生,才能获大受益。预订动物“放生”是鼓励和支持商家抓捕动物,来满足自己表面的“放生形式”而使动物遭受实际的抓捕囚禁之苦难,不仅无功,反而有过。
  三是不过分注重形式,给放生动物听闻佛法,授三皈依,虽是放生不可缺少的程序,但仪轨不易太长,增加放生动物被拘禁的苦难时间和死亡几率。放生是培养慈悲心的最好形式,慈爱一切众生,在放生小动物的同时,也要关怀人,许多困难的人也需要我们的慈悲,帮助需要关怀的人,给他们力所能及的慈悲帮助,平等行慈。
                                                    ——五台山佛母洞住持 悲月法师
  放生本身是件好事,符合佛教的精神。在佛经中也有记载放生的功德以及放生的意义。放生就是尊重其他动物生命,也滋养我们自身慈悲心。然而,近年来放生却成了佛门中不得不引起重视的话题,这个问题不在放生本身而在于对放生的理念误解与不当的操作行为。其原因大致有以下几种:一是过分追求功德,对环境与生态缺乏保护意识,外来物种入侵破坏当地生物链。二是盲目地乱放生,比如淡水鱼放生海里,旱地龟放水里,等等,对动物习性缺乏认识。三是偏执宗教狂热,把放生误当做修行的全部。四是虚荣心与商业利益作祟,好大喜功利用放生形成商业利益。知了、麻雀本来很自由,由于我们要放生它,造成大量捕捉它们的行为。
  智慧地引导放生,放生从护生做起,提倡素食不食众生肉,我们不去伤害动物,不断取它生命这本身就是最好的放生。我们不能这边食尽天下可食之物那边又去花钱买放,用于赎罪消灾。素食是对动物的慈善,你无食它之心,它无害你之意。一个素食的人充满祥和。素食是对地球的慈善,肉食极度消耗资源,给海洋、森林环境造成生物链破坏。素食是对自己的慈善,常言病从口入,很多疾病都是过多食动物之肉不能消化而引起的。
  放生要走出误区,寺院是僧侣修行道场,非放生场所,不能把猫狗鸡鸭各类动物放生寺院,破坏清净庄严伽蓝之地。寺院虽有放生池但也不能不看池中物,造成鱼满为患。更不能单一物种放生一个地方酿造成蛇山龟岛,破坏生态。
  我们谈目前放生出现问题,不能否认放生的正面意义,放生是给其他动物再生机会。当我们力所能及购买某种动物归放于山野河流中让它们回到它们的生存环境中,这还是应该鼓励的。真心希望这种放生善举有智慧的引导,做得更好更和谐。
                                               ——普陀山佛学院副院长兼教务长 门肃法师

 


                                 知识链接:宗教生命观
  佛教:慈心悲愿 善待生命
  佛典中说,诸罪中杀罪最重,诸功德中不杀第一。“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净其意”,是佛教的基本教义。佛教不承认救世主的存在,相信因果报应。慈悲为怀、普度众生,是佛教的基本特征。佛教既反对杀生,更倡导护生。
  道教:生为第一 生道合一
  道教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丰富多彩的教义,尊重生命价值,力求诉诸丹道的修炼实践使自我生命彻底释放,这种人生态度与独特的实践主张,决定了道教对生命问题的认识具有十分鲜明的个性。道教对生态环境有一种真实的感恩心态,甚至把万物放在比人更重要的位置上。道教戒律中有护生戒杀的条款,不仅规定道士本人不能杀生,还不可教唆别人杀生。
  伊斯兰教:珍爱生命 乐观处世
  伊斯兰教鼓励穆斯林把仁爱惠及到亲人、教胞,进而扩展到一切世人,直至昆虫草木和一切生灵。珍爱生命是伊斯兰教的重要原则,是博得真主喜悦、获得两世吉庆的前提。人类是大地的保护者和建设者,不要成为大地的侵略者及破坏者。真主把大地委托给人类治理,就是为了不断改善它、建设它。
  基督宗教:珍惜生命 呵护生命
  在基督宗教看来,生命是具有现实意义的。在生命神学的课题中还有很多事情是值得探索和无尽地追求的。正因为生命是宝贵的,所以应该珍惜生命、呵护生命。面对生命,人必须要有敬畏之心,必须要忏悔,这才是人类文明成熟的标志。
                                                           责任编辑 张雪梅
                                                          敬畏生命 戒杀护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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